石耀霖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39　　

　　王仁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容笑貌似乎仍在我们身边，他在中国地球动力学研究中所作的奠基性工作，至今仍然引导着我们前进。

　　文化大革命中，王仁先生从力学领域转到地学领域，频频奔走于各地质研究单位间，调查研究，了解地质学科中急特解决的力学问题，确定地球动力学研究方向。记得那时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分配到地质部地质力学所工作，王仁先生来地质力学所进行调研，我有幸认识了王先生。适逢王先生要去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调查研究，我希望利用这一学习的好机会，恳请追随王先生前行，得到先生概然允许。这次出差，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科学备受摧残、交通落后、百业凋零，沿途先生不畏旅途之劳苦，饱含忧国忧民之心，虽无力回天，但他话语间字字流露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绵绵之力，倾心发展教育科学之真情。

　　在武汉，王先生拜访了当时受到冲击的岩土力学家陈宗基先生和许多科技工作者，参观了该所各种试验设备，细心了解了该所当时正在开展的各项科研项目，与当地学者进行了讨论和交流。王先生认真的治学态度，敏锐的科学思维，精深的数理基础，和超群的博学多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是生动的教育。随后王先生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我国首次在地质系开设了深入浅出，体系严密的新型力学课程。以后我在国外留学时遇到不少来自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留学生，从事地球动力学计算工作的研究生自然从该课程中受益匪浅，以地质学研究为主的研究生，也明显的显示了比一般美国学生有更高的力学素养，从而能使研究工作更为深入。

　　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并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我毫不犹豫地首选就是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在先生的支持下，通过考试，一年后又赴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留学。临行之前，王先生对我谆谆教导，大至叮嘱我学习的注意事项，小到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打领带。我在留学期间，王先生曾经来美国访问，我陪同他参观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园区，参观中先生畅谈了对国际和国内地球动力学发展的认识和分析，再一次使我受益匪浅。

　　1988年我回到中国，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王先生极力推荐我参加中国力学学会地球动力学专业组工作，在协助王先生开展地球动力学专业组工作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1993年先生在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学会（IUTAM）争取到了在中国举行地球动力学国际会议的机会， 也争取到了国际地震学和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的协同资助。这是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地球动力学国际会议，是对我国地球动力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和展示，也是对进一步发展的一次研讨和促进。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王先生倾注了大量精力。他亲自起草或修改会议有关的文件和邀请信，与国外知名学者频频通信，最后使会议成功举行，王先生作为主编，汇集会议成果在国际刊物PAGEOPH上作为专辑发表。会议扩大了我国地球动力学研究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地球动力学的发展和国际联系及合作，是我国地球动力学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王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结合地质力学构造体系中的力学问题，探讨了地球自转速度变化造成的应力分布及其效应，还是我国最早将有限单元法应用于构造应力场分析的先驱者之一。王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地震造成应力场变化，从而影响后续地震发生的思想和对地震发生危险程度的判断，比西方提出地震造成不同部位库仑应力变化，形成目前流行的应力触发和应力影的概念要早了十余年。王仁先生系统地讨论了从地应力观测资料反演边界作用的理论和方法，领导和形成了中国在地应力场反演方面的优势地位。王仁先生不但领导了地幔对流等地球动力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还结合地震、石油、工程等实际问题，领导开展了盆地形成和演化，地震机制、成因和预报，大型工程地质问题等多方面全面研究。王先生晚年依然保持着对新技术成果的密切关注，敏锐地发现和解决将它们运用于固体地球研究时出现的新的科学问题，在GPS测量结果的地球动力学解释方面， 他再一次率先运用黏弹性模型来解释观测到的位移速率。

　　王仁先生是我国地球动力学科研的奠基者、地球动力学教学的开拓者、地球动力学队伍的组织者。他缔造了我国地球动力学研究中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科覆盖全面的科研教学队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在若干问题上取得了领先地位。我们要继承和发展王先生开创的事业，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风格的地球 动力学研究学派，以此作为对王仁先生最好的告慰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