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正康

　　1981年是我在北大地球物理系固体地球物理专业读本科的最后一年。未来的路究竟该如何走？当时还没有清晰的想法，唯一明确的是希望能够在学术上继续深造。为此，我开始查找各种大学与研究所的研究生招生资料。虽然已上了三年本科课程，但自我感觉对地球物理学科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对校内外导师及他们的科研成果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看到地质系王仁先生名下有4个研究生“出国预备生”名额，不觉眼前一亮；在此之前自己并没有真正想过出国求学，总觉得对于被文革剥夺了接受中学教育机会的我而言，能够有机会上大学已经非常满足了。如今面对有可能出国留学的重要抉择，我是否应当争取？为此我向父亲咨询，得知了王仁先生的大体情况：作为力学领域学术造诣颇深的教授，王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留美归来后即在北大力学系任教；文革中力学系整体搬迁至陕西汉中北大分校，他因“政审”不合格无法随系搬迁，于是转入地质系。但这一转折却开启了先生在地球动力学方面的系列研究，并接连取得了多项重大成果。了解到这些背景信息后我认定，报考先生的研究生即使未获得出国预备生资格，能够在他的指导下在北大读研究生也是非常值得的。正是关键时刻的这个重要决定，使我有幸结缘王仁先生，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并在其引领下走上一生的科研之路。

　　研究生专业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是《固体力学基础》。这门课我之前没有学过，全靠捧着王老师编著的一本教材自学。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得以初步了解地质学中的力学问题与研究方法。研究生入学考试通过后，我才真正认识并走近先生，并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出国前一年半（其中有半年在语言学院集中培训）的研究生课程学习。跟随先生学习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英文文献阅读能力的培养。先生开设的一门“Science Seminar”课程，要求每个学生在课堂上讲解一篇英文文献，分配给我的是一篇有关月球自转演化过程的综述文章。该文章内容包罗万象，从地球-月球潮汐作用造成月球自转速率减缓开始，到引潮力计算，古生物观测证据，海底摩擦造成潮汐能量的耗散等，篇幅长达50多页。我从第一页开始啃，遇到的生词有几十个，随着一页页的阅读，生词才慢慢减少，对内容的理解则是需要反复研读才能达到。这次阅读原文专业文献的训练使我的英文阅读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对月球潮汐作用的分析则为我若干年后从事GPS数据分析时理解卫星轨道的扰动和固体地球的形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2）力学基础的培养。读研期间在先生的指导下我选学了一系列力学课程，包括《连续介质力学》、《塑性力学》、《流变学》、《断裂力学》、《有限元方法》等。这些课程涵盖了地球动力学研究中不同时空尺度所涉及力学问题的各种分析方法，对我此后数十年的研究工作都有很大帮助。

　　（3）科学研究方法的培养。读研期间有幸选修了先生亲自教授的两门课：《构造应力场》与《连续介质力学》。在《构造应力场》这门课中，先生从地壳应力观测仪器与测量方法出发，使我们首先认识到地球科学首先是一门实验科学，实验设备是一切认识的基础。《连续介质力学》虽然是一门理论课，他也讲了一系列实验，让我们认识到任何理论都要从观测开始，并最终通过观测得到检验。他所开创的一系列重大地球动力学研究，包括对“大陆车阀”说的验证，华北强震迁移过程的模拟等，都是通过力学模型对观测资料进行验证的实例，为我们开始自己的研究方向开辟了思路。

　　（4）密切接触前沿科研动态。先生本人对国际上地球动力学方面的研究相当关注，并且经常请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来校访问，作报告，还常向我们介绍一些国外教授的系列讲座资料，如《岩石力学》和《流变学》的前沿成果等。这些学习拓展了我们的国际化视野，为我们认识地球动力学前沿领域的研究现状、确定各自的研究方向作了知识储备。

　　1983年，经过在先生指导下一年半的学习，我踏上了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研究生求学之路。1986年，我的博士生导师David Jackson教授在日本学术休假，我与先生联系，促成了Jackson教授在此期间访问北大，作报告并进行学术交流。其后先生来美国访问，我亦联系促成了他在UCLA的访问，作报告与学术交流。那次学术访问效果良好，先生报告结束后，一些感兴趣的教授还同他就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切磋探讨。学术活动结束后，我开车与王老师和家人在洛杉矶游览，在欢声笑语中留下诸多温馨的回忆。

　　1994年，先生在北京组织并承办“地球动力学中的力学问题国际研讨会”（主办方为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简称IUTAM），我受先生邀请参会。这是我1983年出国求学11年后第一次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此行不仅促成了我与国内从事卫星大地测量与地震学研究的同行建立联系并开展合作，而且也使我萌发了正式回国工作的想法。2000年，先生听说我在考虑正式回国后，当面建议我回北大。我当时在国内的合作伙伴都在地震局，那里研究所需的观测资源也相当丰富，加之他们竭力邀请我加盟，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我最终决定去了地震局。事后听说先生为我的决定感到惋惜，但他当面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我想导师虽然有自己的意愿，但他更尊重学生的判断与决定。经历了此事后使我对先生的人品更加敬重。不幸的是，回国后不久我即获悉先生患病，且病情发展很快，不久就驾鹤西行。先生的离世使我失去了当面求教、切磋、甚至合作开展研究的机会，使我万分痛惜。

　　今年恰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二十周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不时会想起他，回忆起他的音笑容貌、言谈话语，尤其使我铭刻在心的是在亲身接触中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每次相见，我首先会被他和蔼的笑容感染，谈话的氛围始终是那样亲切、坦诚、直截了当。他对任何人都平等相待，从不摆架子，在一个习惯于等级差别的社会里这一点尤其可贵。对于学生他总会如父亲般发自内心地关心，对于外界事物总保有探索的好奇，而对于国家和民族他始终怀抱赤子之情。先生并没有真正离去，他永远活在学生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