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亚东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退休教授

　　名义上我不是王老师的学生，但他始终是我心目中的恩师。值此他老人家百年诞辰之际，在此表达我内心的感激和缅怀。

　　十年文革期间，读毛选、唱红歌、跳忠字舞、造反夺权、批刘邓，到江西五七干校从事农耕（两年）。随后是林彪意外叛逃,接着是批林、批孔。1976年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我已四十有余！

　　文革期间提倡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因形势的需要，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构造地质专业改为《地质力学专业》。值得庆幸的是，为加强力学基础，特地从北大数学力学系请来人称“塑料王”的王仁老师。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此前，作为教研室教学秘书，我曾到数学力学系联系请老师来开我们设立的《力学基础》课。问题是力学有多种分支，理论力学、固体力学、材料力学、塑性力学、流体力学、工程力学等等，选哪种？谁也说不清！最棘手的问题则是由谁来讲？那时没有跨系选修的规定，为非专业学生讲课，没听说有行内的顶级专家。王老师的来临彻底改变了我系的力学基础教学面貌。为有的放矢，王老师不辞辛劳，不仅系统查阅了李四光的全部有关著作，还重点研究了国际构造地质学权威的著作。在摸清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他亲自编写了一部紧密结合地质实际的《固体力学基础》。编写过程中还专门为教研室老师逐章试讲。当时面对的是工农兵学员，先生不得不从最基础的力学开始，深入浅出，常常是边上力学、边补数学。想想这件事有多难！为了让学员真正掌握所学的理论，先生还在每章之后，设计一套思考或练习题，以克服当年学员中普遍存在的“概念虽清，却不会做题”的怪现象。我的一些最基本的力学基础就是这样获得的。

　　我这一生唯一可称道的是提出《最大有效力矩准则》，为地质学中的低角正断层、高角逆断层、宽V字形共轭走滑系和材料学中的剪切条带等构造给出了合理的数学解。没有这点力学基础，创新？休想！ 难以忘怀的一事，是我把分析共轭膝褶带所得的共轭角109.4°请教先生。先生连夜为此查看了Hill的《塑性力学》，并给我写满了一整页要点。说是，塑性力学金属丝轴向拉张的滑移线分析，获得的共轭滑移线夹角也是109.4°，和我的数据完全相同。但不同的是：1）109.4°是面对拉伸方向；2）滑移线为共轭对顶双锥。先生这一指点，使我开始意识到，变形局部化的力矩分析，不同于经典的均匀变形理论，很可能揭示一新的变形规律。

　　更重要的是先生的高尚人品、人格魅力、勤奋敬业精神、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高效率，周边的同事无不称赞、佩服。记得有一次，教材编审会议期间，长春地质学院一位姓陈的老师编写的《力学基础》由王老师负责主审。日程安排很紧，头天交稿，次日提出意见。老厚的一沓稿，足有10几公分厚，我担心任务是否能如期完成。没料到第二天，王老师从头到尾一一系统地提出他的具体修改意见。但此前先生房间的台灯却一直亮着，他可是彻夜未眠啊！先生对工作就是如此认真、极端地负责任。先生的言传身教，对年轻人细心关怀和热心帮助，我才得以学会如何做人和如何做学问。

　　四人帮倒台后，当时学界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将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40多岁开始收拾多年荒废了的外语，“乔老爷”（乔冠华）外长带回的英语900句、牛津高级学习英汉词典和《The Man Who Escaped》 成了当年国内学习英语的三件宝。凭藉这900句和大约2000单词，我居然通过了出国进修的外语考试。1979-80年，地质系获得一名出国进修的名额，在教研室主任王仁的荐举下，我和另一位搞力学的老师分享这一名额。每人半年，他去英国，我到澳大利亚。为何半年？因为改革初期，国家外汇奇缺，一年内来回机票是半价，两人的来回机票，相当一人出国一年以上的往返旅费。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现代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外汇的艰难。我从西单高教部外事处领到一张5美元的外汇批条，花了一整天到前门外一家定点银行换成现金。高教部外事处的同志一再叮嘱我，到广州、经深圳到香港都有人接送。如果到悉尼如没人接，可直接叫出租车到领事馆。钱不够，领事馆会解决。由于刚实行改革开放，对境外的情况一无所知，带着身边这张不知真实价值的5美元现金，诚惶诚恐、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出国之旅。

　　难得是先生亲自为我联系进修单位、写推荐信，他老伴张老师帮忙打字，最后确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澳大利亚蒙纳施大学和国立大学进修。出国前，使馆通常需要进行一次直接面谈或电话交谈。而我最担心的就是电话交谈，因为面谈可以借助肢体语言进行交流，电话則不行。要命的改革开放前，和老外信件来往都有里通外国之嫌。改革初期，老外都很罕见，哪有机会交谈？王老师深知这一苦衷，当传达室说大使馆来电，他和我一起拿起老式公用电话筒，不像现代电话有“免提”装置，只能两只耳朵紧贴在一起接听...。想想当时的心情，感激得难以言表！

　　出国前，王老师把他访问澳大利亚带回资料，有关构造地质学的教案，讲稿，包括交通图一一交付给我。凡有外宾来访，常让我作陪，以提高我的英语听力。进修原定半年，后申请延长一个月，以凑足澳大利亚大学一学期。这7个月可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回国后，王老师吩咐我将在国外学到的学术进展，向教研室作系统汇报。记得一共汇报了四次，分别是压力溶解及相关构造、有限应变测量、韧性剪切带和流变律。随后与教研室有关同事合作，编写一部《有限应变测量与韧性剪切带》，1985年被评为二等优秀教材。不久，应先生邀请，《构造地质学概论》作者，澳大利亚蒙纳施大学地质系主任，Hobbs教授来华讲学，让我做翻译和野外向导。后来体会到这是王老师刻意给我压任务，在实践中成长。要不，出国进修仅7个月，出国前仅有2千单词、900句的英语基础，现场口译，谈何容易？！一位曾在新西兰国际地热培训班进修近一年的同事对我说：“你真够大胆！”没法,教研室就你出过国,责无旁贷,只好硬着皮上。国外7个月，一般只能勉强应付日常会话和简单的学术交流。听报告，往往跟不上报告人的语速，常常上句接不上下句，而且作为口译，面对听众，难免紧张。其实，越紧张，越跟不上，处境十分尴尬。幸有先生在一旁提示救场。要不，还真下不了台！

　　王老师所关心的，不仅是我个人，而是整个教研室集体的发展。早在改革开发之初，便开展每周一次的学术交流。先生带头开讲，接着便是其他老师。教研室的学术气氛一下子便活跃起来。先生还注重提高教研室的外语水平，特选国际公认的构造地质学权威兰姆塞的《Folding and Fracturing of Rocks》为教材，亲自任教，逐章学习、讨论，获得提到语言和专业水平的双重效果。记得2000年，先生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为教研室购置20余本Hobbs, Means, Williams 编著的《An Outline of Structural Geology》，这是当年各国普遍作为构造地质学的教材，供教研室教员学习。早在1984年，当教研室的两篇论文在《大地构造物理学》发表时，先生显得格外高兴，因为该杂志是构造地质学领域中两顶尖的杂志之一。随后，80年代中期，构造教研室北京云蒙山区建立实习基地，经历约3年多的野外观察和实践，我们将所获得认识总结成文。先生为之逐文逐句地仔细修改，1988年得以顺利地载入国际另一顶尖杂志《构造地质学》上。这是该杂志自创刊10年来刊登的我国作者的第一篇论文。北京地质学院院长，构造专业委员会主席马杏垣院士是当年该杂志的编委会我国的唯一成员。编委会每年开会，都要统计各国发表的论文数。此前，仅有一篇是我国作为合作者的论文，排名在印度之后。他感到很没面子。该文发表后，才松了口气，对我说：“你为我国填补了空白”。其实，若无先生的鼎力相助，填补空白不知要到何年？

　　李四光开创了《地质力学》这一边缘科学。先生为一领域充实了坚实的力学基础，首次探索应用有限元法预测京津唐区地震预报，通过自身辛勤的教学和社会实践建立了一支地质与力学结合的教学研究队伍。大家公认，先生主持教研室工作期间是构造专业最兴旺的时期，赢得世间 “南大大构造，北大小构造” 的高度赞誉。

　　如今，以《控制剪切（条）带、吕德尔条带的广义最大有效力矩准则》为题的 文稿已投往《国际固体力学与构造杂志》（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编辑部，希望能得到国际力学界的公认，以减少实践的盲目性和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能如愿，先生在天之灵若有知，定会感到欣慰！